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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香港輕工業生活史
以彈性勞工為優勢的香港製造業
戰後香港輕工業生活史
以彈性勞工為優勢的香港製造業
文字：王惠玲博士
圖片：政府新聞處、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高添強、文化葫蘆
引言
戰後香港輕工業，由五十年代興起至九十年代邁向式微，四十年內經過工業化初階、膨脹、高峰，然後停滯以至式微各階段，近二十年有再工業化的討論，中外學者和工業團體，從「香港優勢」的樂觀角度，肯定香港輕工業已由「香港製造」（Made in Hong Kong）轉型為「由香港製造」（Made by Hong Kong）。
五十年代，位於大角咀道、塘尾道及荔枝角道交界的一片寮屋區，區內有大量山寨工廠，產品包羅萬有，例如製香、木履、鐵桶、木盆、刀、筷子、鋸木、打鐵、錫片、塑膠玩具、手柄、煤炭、洗樽、碎木，收集爛銅爛鐵，亦有使用機器的鑄鐵及造船的工廠。（圖片：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
「香港製造」的優勢是，港製產品價廉物美，對外國的消費品市場口味變化反應迅速，交貨期準，企業靈活變通和適應性強。外國學者總結主要工業國的工業化歷程，發現工業化程度愈高企業規模愈大和技術水平愈高，但香港的輕工業依賴中小型企業，憑著中小型企業靈活變通、交貨期準的優點，保持競爭優勢。
香港的工廠如何發揮這些「優勢」？2012年，筆者與十多個土瓜灣舊街坊進行口述歷史訪談，請他們憶述土瓜灣小工業的生活記憶，筆者挑選了其中幾個故事，讓我們回顧五十至八十年代的香港輕工業，從工廠操作的角度探討「香港優勢」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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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大角咀的山寨廠寮屋區內，使用木造機器的織布廠，工廠還設有漂染用的水缸和曬場。工廠缺乏安全設施，環境簡陋。（圖片：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
昔日工廠外判工序，不少家庭都會承接，藉以幫補家計。（圖片：高添強）
山寨廠的「靈活性」
學者薛鳳旋將中小型企業以僱用人數再細分為微型、小型和中小型企業，微型企業是僱用十人以下的小工場，市民俗稱為「山寨廠」。羅景熙憶述了曾經在土瓜灣上鄉道、下鄉道至落山道一帶的山寨廠，如何使出其靈活變通的渾身解數。
羅景熙十一歲時，與幾兄弟姊妹一起從佛山經澳門來香港與父母團聚，父母當時在土瓜灣上鄉道一幢四層高的工廠大廈內的「超光燈泡廠」工作。這一帶有一個佛山羅氏同鄉組成的工業網絡，超光的老闆是佛山羅氏的戰前移民，讓戰後來港的同鄉在超光打工，同鄉在超光學到某個工序的技術後，便在住家自設山寨工場，為中小廠供應燈泡所需的配件如玻璃泡、燈腳，或承包某一項專門技術如電鍍、焊錫等。
土瓜灣的燈泡業有一條生產鏈，位於土瓜灣道的捷和電筒廠是超光的主要客戶，由超光供應電筒用的小燈泡，超光生產的燈泡又需要周圍的山寨廠供應配件和分擔部分工序。大廠、中小廠和山寨廠之間存在承包關係，層層承包下，趕貨時山寨廠加班或加人，閒時工廠自行找其他訂單，例如生產聖誕燈飾，對大廠來說極富「靈活性」，對山寨廠來說是要「靠自己」。
這種多層承包制度，不單在燈泡業，在其他製造行業都是常見的手法。
女工投入工廠工作，除了賺取工資外，也提升她們獨立自主的地位。（圖片：政府新聞處）
童工和家庭勞工
羅景熙的爸爸也將家裏設成山寨廠，承接試火、染色、裝配等簡單工序，專門做聖誕掛飾用的彩色小燈泡。土瓜灣道一座九層高的唐樓內有一個三百呎的小單位，住了羅景熙一家八口，小工場是客廳裏一張食飯枱，媽媽負責焊接銅線和鎢絲並統籌工場運作，外婆、鄰居師奶女工、幾個女童工及下課後的羅景熙和兄弟姊妹們，十個八個人圍著食飯枱趕工，男孩子負責送貨，一天內在沒有電梯的舊唐樓上落好幾回。暑假是聖誕訂單的趕貨期，家裏會有多幾個女孩子加入，夾手夾腳追趕貨物出口的船期。燈泡染色是將小玻璃泡浸入被天拿水稀釋的染料中，所以家裏長期儲存了一罐罐天拿水，羅景熙說，天拿水還好，做電鍍的山寨工場儲存的是山埃呢！
那是六十年代，雖然有僱傭條例和工業安全法規，但僱用童工和在山寨廠儲存化學品，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家庭勞工是否受法例保障的僱員更是說不清的問題。
女工正在為熱水瓶進行品質檢查和包裝。1937年成立的益豐搪瓷公司是香港搪瓷業的著名品牌，1940年起，益豐於土瓜灣道的廠房內生產以「金錢牌」為商標的熱水瓶。另一著名香港品牌熱水瓶是「駱駝牌」，由同於1940年創立的唯一冷熱水壺廠出品。（圖片：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
生產鐘錶的車間。瑞士政府規定，刻有「Swiss Made」標記的手錶，機芯和配件的主要部分必須在瑞士製造。自八十年代起，有瑞士品牌交香港錶廠代工生產錶芯，並使用香港製造的配件組裝為成錶，二千年代經香港政府與瑞士政府洽商同意，可標示為「Swiss」。（圖片：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
這款由捷和製造廠出品的鬧鐘，設計新穎，於1961年的中華廠商聯合會比賽中獲獎。
「炒更」和「包工」
郭桂琼（琼姐）是一位熟練的製衣女工，專門做鈒骨的工序。1974年，琼姐接到昔日共事過的「盤利製衣廠」廠長許先生的邀請，到他剛創辦的「紅棉製衣廠」做鈒骨女工，當時二十九歲的琼姐已是五個孩子的母親，但在製衣業來說是最吃香的勞動力——年青、幹練、勤力。每天，琼姐都忙於工廠和家庭兩邊走，照顧孩子吃過晚飯後，她立即跑到譚公道和木廠街交界一座舊唐樓的二樓，那裏有間山寨廠，有十個八個車位和兩部鈒骨機。山寨廠兩位老闆是昔日盤利車衣部的指導工，即是有管理能力的熟練車衣女工，她們從大廠接燈芯絨褲已裁好的布片，負責完成鈒骨和車縫的工序。
晚上到山寨廠開工俗稱「炒更」，即工人不是工廠的正常員工，是老闆從外面找來加班的額外勞動力，用「飛仔」（紀錄單）記件數和工資，月尾出糧。琼姐在盤利鈒骨時認識兩位指導工，所以她們力邀琼姐來「炒更」。琼姐每天晚上八點開工至凌晨一點，每月約二十天，為了孩子多掙點錢嘛。為了孩子，琼姐「由朝做到晚」。
幾年後，琼姐是行內灸手可熱的熟練工人，轉到位於九龍城道一座工業大廈內的美詩製衣廠，廠方請琼姐做鈒骨部的「包工」，即承包整個鈒骨部的工作，當工廠接到訂單，琼姐負責完成鈒骨的工作，每宗訂單她可與廠東議價，若貨量大，她會找讀中學的女兒和昔日在盤利一同拚搏的鈒骨部好姊妹來幫手。
那時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製衣業非常興旺，訂單不斷，行業內有些熟練工人轉為做「包工」，從工人的角度，這是一個「好機會」，表示自己有議價的條件，負責招募人手和安排生產進度，儼然是工作隊隊長，並賺取招募人手的差價，可增加收入。從廠東的角度，將一些專門性的部門以承包形式交給熟練工人，可省卻許多要費神的地方；況且，有訂單時才招募人手，沒有訂單時不必擔心要養著一個工作隊，這是最為「靈活變通」的方法。
外發工與工業青年創業
承包和彈性形式的確讓有志創業者發展事業，如上述的許先生和盤利指導工，以及下面要講述的陳振彬。
陳振彬於1976年中學畢業，經親友介紹，加入「佳藝顧綉廠」做文員，佳藝有四十多個車衣女工，加上裁床部、查衫和包裝超過五十人，是一間中小型製衣廠。佳藝生產童裝，以分科生產，相當有系統。陳振彬有心為將來創業鋪路，十九歲的他在佳藝積極學習製衣的各門技術，並留心工廠的運作，以備將來展拳腳時派上用場。因此，裁床、挑腳、打鈕門、釘鈕、車縫等工序，他都學會了。他亦留意到，打鈕門、釘鈕、車領等需要特別機器，佳藝的做法是外判到馬頭角十三街，打攬及繡花則外判到九龍城侯王道至南角道一帶，這些工廠都是住家工場，單量太大的話，車領的山寨廠再外發部分工序給附近的街坊。層層承包下，怪不得香港工廠有「交貨期準」的美譽。
1979年，二十二歲的陳振彬自行創業，他在土瓜灣道美景樓租了一個四百多呎的單位，內置幾部衣車和一張裁床，主要做童裝。陳振彬善用外判和外發的方式，他貼街招招募手藝好的車衣外發工，大多是美景樓的住戶，當訂單的貨量大或趕貨時，他便借助外發工起貨。晚上他先把布片裁好，清晨便陸續送到外發工家中，對於要兼顧家庭的主婦來說，非常方便，陳振彬管好外發數量、起貨時間和工資額的紀錄，運作流暢。陳振彬曾豪情地說：「成幢樓都係我間廠！」
這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香港輕工業正處於高峰期，年輕人有志於在製造業創業，只要熟識行內運作、有技術、人脈、肯捱，即使創業資金只夠租一個小單位做工場，若懂得利用各種彈性勞工的好處，便可以由山寨廠做起，發展個人事業。1985年，二十八歲的陳振彬的廠房由四百呎擴展到一萬呎，正式創辦「寶的製衣廠」。
多年來，電筒和燈泡一直是本地重要產品之一，質素甚具保證。
寶源光學儀器金屬製品廠，由黃克競創辦。在五十年代後期僱用的日本技師研發下，製造出Halina（愛蓮娜），質素媲美歐日同類相機。
本地工人勤奮能耐，每個工序和崗位都能發揮所長。（圖片：政府新聞處）
彈性勞工與「香港優勢」
「香港製造」的優勢是，香港工廠成本低、靈活變通、交貨期準、適應出口市場的需要，這是建立在彈性勞工的「優勢」上，香港工人勤勞、拚搏、為求「掙多個錢」願意加班、炒更、做外發工、包工，工業興旺時，大家全無計較，犧牲健康、休息時間、甚至勞工保障；工業式微時，飽嘗被遣散、失業之痛，一直引以自豪的熟練工藝再無發揮餘地，非但要另覓轉業出路，還要重建因工業轉型而失去的自豪感。
謹此向付出了青春、血汗和健康的香港製造業工人致敬。
註：王惠玲兩篇文章內所寫的人物，均引述自「香港記憶——『香港留聲』口述歷史資料庫」，作者當時是該些訪談的訪談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