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工故事在香港
女工故事在香港
文字:胡美蓮
圖片:政府新聞處、文化葫蘆
風靡六十年代的電影《工廠妹萬歲》,女主角和一眾工廠女工,勤力、自信、活力,多少反映當年的女工?六、七十年代,承接著紡織染成衣業的南移至香港,僱用了大量工人、尤其年輕女工。所以香港女工很早就承擔了經濟的支柱,不單支撐家庭經濟,也成就了香港經濟的起飛。

香港工業史裏,女性擔當了重要角色,可說是撐起半邊天。(圖片:政府新聞處)
輕工業興起:製衣女工分科生產
在工業起飛的年代,「一技傍身」就是向上流動的助力,在最多女工從事的製衣行業,車衣技術就是一門手藝,生產線上的製作分工、不少女工都學得自己車衫給自己,不是為慳錢、是要展現個人風格和技術。
經濟起飛年代,移民家庭子女眾多,借身份證進入工廠的故事普遍,賺錢分擔家庭經濟壓力,這可是基層兒童失學的悲歌。但從另一方面,年幼子女成為「女工」之後,因為賺了收入也促成了地位的改變,女工就成為一個集體身份,在當時社會象徵著有獨立經濟能力、有自主自信的生活。有車衣女工回憶「那時代,車衣女工的人工高過做文職」,當然背後成因是包括製衣業的薪金制度,「件計」令女工跌入一種表面是多勞多得的論述下,令工人容易忽略健康加班至過分勞累來提高收入。
雖然女工是輕工業生產的主將,但流水式分科生產線制度將生產技術分得精細,俗稱「分科生產」,工人並不容易掌握整個生產技術。進取的女工要走廠到不同部門工作才能學會整個生產的製作流程。但無論如何勤力進取、生產過程中仍然有些技術是不會給女工學習的。行內以「女人唔乾淨(不吉利)」,暗指女人經期,不准許女工進入的,例如成衣業的裁床、熨衣部門、地盤中與高空工作有關的工種。這種迷信文化,變相限制女工進入行業中比較高薪、穩定工作、按月出糧、技術要求高的部門,於是這些部門以男工為主。這文化的迷思在各行業中塑造了以性別分工作,無獨有偶地與經濟發展和家庭穩定的操作非常配合。

早年的紡織業,聘請不少女工,為業界作出重大貢獻。(圖片:政府新聞處)

不公平的待遇,以至性別歧視也是當時司空見慣的情況。(圖片:政府新聞處)
輕工業發展的全盛時期,工廠規模大小不一,仍未有現時的壟斷經濟,員工超過一百人已算大廠,當接到外國訂單,為加快生產效率會外判給其他小型工廠。小型工廠或俗稱「山寨廠」,以低薪及低成本來推動手工業急速的發展。山寨廠並沒有嚴謹的制度規管,女工可以帶同子女上班,在工作期間照顧子女,當時並非提供託兒,只是將子女帶在身邊,隨意在工場找個紙箱或角落讓他們玩耍或睡覺。工廠下班後,更有大量外發工作可以讓勞動階層拿回家繼續處理,一家大小一起做。

流水作業的車間運作頗為沉悶刻板,然而女工憑其耐性完全可以勝任。(圖片:政府新聞處)

電子業分工精細,女性肩負起流程中重要的崗位。(圖片:政府新聞處)
由溫順到反叛:女工的抗爭力量
可是,在集體生產制度及每日集體接送的生活當中,女工還是建立了工人的集體意識,遇到工潮個案時還是很快能凝聚起力量。當時,香港經常發生搬廠走路不賠償的事件,引發不少工潮,工人佔領廠房不讓工廠搬走機器及製成品的事亦時有所聞。
電子業蓬勃:集體生產制度
在七、八十年代,香港電子業蓬勃,已有手機品牌的晶片廠、半導體業務應用在鐘錶、計數機和音響等產品的集成電路。電子行業講求精細,廠房設有冷氣、潔淨,員工不可以隨便進出。電子廠多以月薪計算,經常加班,但加班雙計,每月有超額獎,以鼓勵員工加班趕工。有規模的電子廠多會提供廠車接送,廠內設有飯堂,員工食飯時間都分批安排好的。有規模的電子廠吸引年輕女工投身。
然而,其實電子廠的冷氣廠房,是為了產品所需,因設備要在低溫中存放。工人日常不能隨便走動,有些部門是要換上全套防塵制服才能進入的。集體而分批吃飯是規定時間和空間、工人被集中管理的制度,用意是要提防工人跨部門建立關係;電子廠生產線嚴格細分,生產線採取流水式,工作一直重覆做同一個工序、沒有技術要求,可謂手板眼見功夫;工人工作壓力大,因為流水式,做得慢就會被堆機,也影響後面的工人趕工,關係易產生磨擦。至於廠車是確保工人準時上班,也確保流水式生產線不會因中間缺人而打亂生產。工人被運載到生產地點、勞動完畢原車送走,工人與路上社區沒有半點關係。

女性細心有耐性,進行品質檢測時,更見得心應手。(圖片:政府新聞處)
工廠走路最嚴重的時期是八、九十年代,內地開放市場,工廠一邊靜靜運走主要機器,同時仍要求工人趕工生產貨品。然後某日工人回廠,就發現成品被運走,只剩下部分機器。工人在當時的勞工法例下,即使有資格索取賠償,但值錢的機器和貨品都已被運走,工人便無法得到賠償。佔廠守廠的工潮時有發生,因為通常要工人自己察覺廠方將有運走重要機器的舉動,要及早發現可疑就要靠佔廠守廠阻止老闆運走機器,及在佔廠期間上庭申請禁制令,不讓廠方將機器和貨物運走,否則,資方就無錢賠給工人。
女工由溫順到反叛成為抗爭的力量,也是在社會發展中有跡可尋。溫順的女工曾經在香港經歷的兩場經濟危機中願意減薪與資方共渡時艱。如七十年代的美國經濟危機,工人曾以八折或七五折支薪。但溫順的女工也是進取及投入社會的一群,七、八十年代,不少女工晚晚六點半到夜校進修。除了夜校,還有青年中心、社會團體或教會等舉辦的關社活動,讓工人成為積極和進取的一代人。
輕工業式微:女工面臨轉型
隨著1979年,中國開放經濟特區,中國提供優惠吸納香港輕工業廠商轉移生產基地至內地,形成「前店後廠」的中港經貿關係。至九十代,香港已由輕工業、貿易港、工業北上、「前店後廠」珠三角製造,發展到金融與服務業的時代。
到了九十年代,勞動市場出現「有人無工做、有工無人做」的現象,工廠北移、女工失業、找不到製造業的工作,但對於要吸納女工的飲食業和零售業,這些曾自信於製衣、電子行業技術的女工感到新的工種既無技術、時薪日薪工資又低、亦無所謂多勞多得的機會。於是便出現有(某些)工無人做。

昔日常見的工人飯壼。
公共事業外判潮︰女工經濟地位向下流
1997年,香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政府採購協定」,規定八大範圍的服務業都必須經過外判和價低者得的採購過程。價低者得的外判潮橫掃各行各業,最受影響的是在各行業中基層崗位的員工,而基層崗位正好吸納從製造業轉型的女工。影響深遠的例子,如社會福利署在1999年後,開展外判家居照顧服務及安老院舍服務;而部門採購服務要符合價低者得條款,這是否導致安老服務至今仍然難以吸納本地婦女而要輸入外勞的因素,值得深入研究。香港至2011年才實施「最低工資」制度,工人在工廠北移面對失業,同時基層工種開始外判化之下,成為政府經濟發展的犧性品。

難得今天工業區仍有一些傳統工業還在運作。

九十年代的香港,在全球推崇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義下,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的金融中心。今天,要進入金融業要先報考香港證券專業學會的資格考試,通過後再向證監會申請相關牌照才可執業,大學學歷必不可少。但在九十年代、就沒有這種要求,只要你願意或有人脈,就可以入行。這也顯示在行業專業化及註冊制之前的發展階段,也曾有基層婦女的投入和建設。只是這些行業在當時底薪低,要靠人脈關係,找到人投資才有佣金收入,要追生意額。以致轉型的女工難以持續,很快被淘汰。
隨著中國在2001年也加入世貿之後,漸漸令香港輕工業從式微而消失,公共事業外判,不只出現在一些低技術的工種,如清潔、保安,就連被視為「專業」或「服務性」也外判,如地鐵、銀行、電訊公司的客戶服務,甚至大部分公司也取消辦公室助理職位而將工作外判。女工在勞動市場上更邊緣化,而零散化工作模式,更在基層女工的工作中率先登場,但因為女工的聲音微弱並未得到政府和社會的關注和回應。
在大論述中所講的「發展」、「繁榮」,如果抹去了一些人的面貌和軌跡,那麼,這些「光輝歷史」到底意味著是誰的歷史?
隨著工廠北移,傳統工業區,如觀塘早已轉變成商貿區,工廈也改為商廈,白領也已取代藍領。